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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山红叶博客

山寺无灯任月照,柴门未关凭云游;凡心一颗静如水,满山红叶随风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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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乡,留下浓浓的乡村情结,种过田,没有收获几粒粮食,教过书,没有几颗桃李,当过兵,没见过一个敌人,上过大学,没进过大学校门……蹉跎岁月几十年,如今满山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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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产生的“人大代表”有悖宪政大纲  

2012-01-15 11:21: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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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全国县乡两级人民政权换届,受众多乡亲的举荐,本人依法成为福建省南安市罗东镇振兴村选区的候选人参加了福建省南安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的竞选。由于对“选举潜规则”的“错误”认识,以致被“组织意图”所不容,后来果然“差额落选”。一位长期在外经商的非本村人、而且是选民几乎不认识的候选人,竞然能与所有选民基本认识的候选人“竞选”而“中选”,这种怪事还能够解读为“选举“吗?我看直呼“任命”以免让后来人误读汉文字的释义。

《宪法》规定,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中国民主制度的具体现状仅限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民政权就是由中国亿万民众手中的选票层层叠起而逐级产生。如果依照《宪法》赋予的使命让这种宪政条文得以贯彻和落实,我倒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中国自已的特色。不是我危言耸听,所谓的基层直接选举几乎是一种摆设,所谓的县乡两级“直接选举”简直就是在胡弄人民。这种公开的秘密不选也罢,何必“掩耳盗钟”上演“民主”造成大笔“选举”经费的铺张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的民主化意识显然有所进步,民众的政治思想观念在执政党舆论的薰陶下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企盼充分尊重民意的人群在全国各地的草根阶级中开始逐惭庞大。多年来,虽然红头文件的国家法律法规对“选举”制度的行为有所规范和逐步加强,但是,政令不通的尴尬还是非常突出,欺上瞄下的舞弊行为使选举仅流于形式,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既不是“维稳”之策略,也不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佳选项。若任其发展,后果将不堪设想。

通过参与“竞选”,我才深刻体会这些年来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拜读的文章对选举的非议并非空穴来风。“落选”后虽然有些愤慨,但是仅仅表示愤慨岂能对得起并无个人功利的参选意图。于是随笔写些心得以慰忧国忧民之心痛。

 一. 悖谬的选举制度造成人性政治意识的误读。“立德、立功、立言”乃儒家传统思想负以人类最高的思想价值。一位好的政治人物,首先就应该有好的人格修养。但是由于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淡漠,加上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人性最基本的趋利动机尽显无余,扭曲政治参与意识成为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体的“世纪怪物”。金钱被视为获取荣誉、地位的最好手段。潜在的“权钱交易意识”与至今仍根深蒂固的传统吏治思想相结合,于此形成了一种以钱、权撼法并相互利用的扭曲意识和升迁动机。当通过给实权人物送礼能确保当选人民代表这一途径存在普遍后,扭曲政治参与意图者纷纷效应,贿选成为五年一度基层人大选举的“市场经济”。频频发生的贿选事件都有其共同的特征,无论是拉拢普通选民还是利用不良手段腐蚀基层干部和党政官员,贿选者都是在追求个人功利目标下的竞选意图。一些黑恶势力也为一已之私去贿取“人大代表”这个政治护身符。由此可见,贿选者的不良动机是造成贿选事件发生的基本原因。

二. 流于形式的政治意图致使选举制度仍未深入民心。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淡漠和对自身政治权利麻木是不良参选者得以“成功”的必然因素。在贿选事件中,一些选民之所以被收买,尽管他们也有贪小便宜、图实惠、碍于人情面子等诸多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他们对自身政治权利、责任乃至政治人格缺乏关注和自觉意识。首先是对自己作为选民究竟有哪些权利和义务既不清楚,也不屑一顾,一般的民众只知道选举就是投票和在选票上画圈或打叉。其次是根本不明确自己在选举中的具体责任和如何正确履行公民的政治义务。三是不明确选民与代表以及代表与政府之间的具体关系。正是这些方面的模糊因素,使得不少民众对贿选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更不用说自觉抵制和揭发。所有贿选事件表明,受贿者对买卖选票是否合法和危害根本一无所知。所以更谈不上应负什么责任。这种缺乏自觉意识的惰性,引伸了“不就是一张选票吗?”的合理认为。即使有人出于正义而拒收好处,充其量也只认为用钱买卖选票“不合适”。更为普遍的是,许多民众只管投票,而从不考虑自己投票选出的人大代表的素质和代表能力。此外,一些选民忙于自己的经营活动,根本不关心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正是这些缺乏责任意识甚至参与意识极为淡漠的人,往往成为贿选者的进攻对象,使贿选的发生和成功成为见怪不怪的社会问题。

 三.选举制度的缺陷和变形是贿选发生的根本因素。贿选事件的发生除上述原因外,更为根本的还是包括选举制度在内的一些制度的缺陷所形成,于此予以一些不法人士得以可乘之机。一是选委会的组成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选举所必须的公正、公平、公开很难得到落实。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竞争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虽然逐步增强,但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村委会)所焕发出的政治责任依然有违立宪之初衷,村民自治组织依然是村党组织的附属品,以党代政的思维观念在基层仍然统治着百姓的灵魂。二是有些制度规定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内容和程序。如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候选人的遴选标准、介绍候选人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等等,有关法律规定非常笼统。选举法的规定根本不介入候选人的基本素养,使得直接选举实际的操作成为一大误区。三是某些制度规定缺乏正统性,使其在操作中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于此才会导致非规范操作的“选举”。如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过程应该使选民充分发表意见;依照程序组织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等条款成为一句空话。因为如此,选举过程中就会有了“组织意图”这一民众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政治术语,选举被简化为“投票”,选民把宪法赋予的责任说成 “选举是走过场”,“选谁由上面定”和“选谁都一样”等废话,进而导致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淡漠,于此为一些具有不良参与意识者提供了有机可乘的平台。贿选者的“一头热”与选民们的“一边冷”是对人大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污辱。

四.“组织意图”这一与宪法相违背的政治术语是选举最大的难堪。从贿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选民不顾“组织意图”而去投不为组织看好的候选人,虽然其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也反映了“组织意图”与人民意志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从理论上说,“组织意图”与人民意志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如果“组织意图”一但被腐蚀,一切的选举就会只流于形式。在实际选举中,我们也常会看到,‘组织意图”与人民意图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常常背道而驰。选举法明确表明,党组织的提名只是其中的一种作为,他没有超出其他提名者的权利作为,党组织所提名的候选人也不具备任何优先权利。但是,事实上整个选举过程以及选举后的一些环节,“组织意图”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乡镇、县区到地市,选举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组织意图”的潜在威力。为确保组织满意、领导放心的候选人当选,投票成为了一种形式的认可。即使在一些候选人相对悬殊的情况下,“组织意图”也肆无忌惮。这样,“组织意图”确实得到了顺利、全面的贯彻,而人民意愿却未能予以充分表达。难怪有位以贿赂当选为县级人大代表的法盲竟敢当众宣言:“不花钱怎么能当上代表?”。由此可见,选举过程中过分强调“组织意图”便会有意无意地妨碍人民意愿的真实体现,从而毫不知觉地将党置于人民的对立面。

五.选举制度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的矛盾。根据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纲领,人民代表的逐级产生是作为人民意愿的表达工具,选举最大目的是使人民意志得到真实充分的表达。行政权力的产生和监督只有通过选举产生才具有真实的合法性,也只有产生于人民意志的充分表达基础上才具有实质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否则,不完善、不合法的选举制度将不利于人民意愿充分、自由的表达。说难听一点,由形式主义产生的公共权力是不具备宪法赋予的合法性,并可能造成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割裂与矛盾。当前我国政治生活中屡见不鲜的贿选事件事实上充分体现了公共权力产生过程中的这种尖锐问题。一方面,某些制度、法律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人民意愿充分表达的需要,使实际合法性的基础得不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直接选举的形式主义已不适应社会的普法形势,更难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权力代表者进一步的选择。另一方面,选举实践中某些非规范操作的干预直接限制了人民意愿的自由表达,造成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完全割裂。选举本是民意自下而上的逐级表达过程,只有使这一过程运转畅通,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才有根本的保障。为了贯彻“组织意图”,某些做法实际已经是与民意表达过程存在着逆向而行的性质,因此,选举从现实中去看基本上只是形式的合法性,所以宪法的条款自然要大打折扣。选民对“组织意图”的顺从并不一定表明其意愿表达的真实性,否则就不会有“选谁上面已定好”和投谁的票都“无所谓”等民众之怨言。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方面的各种因素使得民意不能自由充分表达,导致了只有形式合法性而没有实质合法性的“选举”闹剧。

 六.政治荣誉与政治责任背离的矛盾。人大代表身份从根本上讲意味着一种政治责任而非个人荣誉。但是长期以来,“人大代表”的头衔往往被作为一种荣誉授予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和有钱人而不顾其政治素质,虽然这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人大代表”作为政治荣誉在实践中得到的彰显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由于代表自身素质的原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治国内涵的政治责任往往难已得到落实。许多当选者不是荣誉寓于责任,而是责任为荣誉所淹没,二者存在着相互割裂、脱离的尴尬。一方面,一些代表由于各种客观因素而缺乏应有的政治素质和人格修养,未能形成履行其使命和责任所应有的角色,从而成为只享荣誉而不尽责任的“哑巴代表” 和“举手代表”。另一方面,“人大代表”的头衔也成为一些实权人物可以随意发售以捞取好处的“红帽子”,使得一些有钱人乃至黑恶势力头子竞相争取“代表人民”。“代表”头衔在这里已成为某些暴发户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身份转换的途径和获取更大利益的“保护伞”、“护身符”。这种风气不仅使政治荣誉本身变味,而且使政治责任荡然无存。这种政治荣誉与责任的背离和割裂,使得选举中某些腐败现象的非规范操作有了更大活动余地,选民责任意识因此而更为淡漠,这种悖谬的恶性循环,使得贿选者乘虚而入。缺乏责任意识的“哑巴代表”和“举手代表”往往成为一些腐败官员乐意接纳的对象。“人大代表”这一神圣的头衔在某些地区正演变为一些黑恶势力与地方当权人物相互勾结的龌龊游戏。

七.政治工具与政治价值的矛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组织形式,既是体现人民意志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工具,也是一种一切以人民为根本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追求,是政治工具和政治价值的结合与统一。因此,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任何具有个人功利色彩的活动和做法,不仅会干涉这一工具的正常运用,而且将亵渎和损害其政治价值,造成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背离和割裂。可是遗憾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如人民代表大会和选举制度等,在实际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单纯的政治工具。一方面,选举走过场、形式主义的问题至今依然普遍存在,选民、人大代表乃至人民代表大会成了为选举而存在的不同层次的工具,人大对政府的授权过程只是履行一道手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戏称为“表决机器”的说法典型地反映了人大应有政治价值的降低。另一方面,人大会议尖锐的质询和不同意见的争论还没有得以普及,一言堂的以党代政的陈旧观念还是无法打破。偶尔有一两项议案得到某领导的重视或有关部门的落实,就会使有责任心的代表感激涕零。如此等等,事实上也是代表自身对“代表”职务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的自我贬值。不良参与者的“人民代表”收买的是选票这个工具,而选民则不仅是在出卖选票,而是在放弃其价值的追求。有些人认为,贿选事件恰恰证明了人大地位的提高。其实,这种看法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它从深层次的解释恰恰反映人大应有价值的降低。因为在不良参与者眼里,只有需要利用的工具而不关心其“价值”的存在。某些地方党委非常热衷“有钱人”(不论素质)当选代表,这不正是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背离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失落吗?

八. 选举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是“还政于民”的必由之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身建设是遏制和预防贿选的根本途径,提高和深化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认识,是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的基本前提。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核心,能否切实尊重和落实人大应有的法律地位,是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人大地位的尊重和落实,最基本的还是观念认识的转型问题。只有认识真实到位,才谈得上去尊重、落实和服从政治权威。就当前形势来说,达到认识到位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充分认识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所蕴涵的政治价值,而不仅仅将其视为权力合法性的产生工具,这样,“人民当家做主”的口号才不会成为人民的笑料。二是要充分认识和尊重人大权力的至高性,树立宪法崇高不侵犯的全民意识,把早已为《宪法》所确认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最高权力渗透到人民的认识中,使服从其权威成为一种政治和法律上的自觉。三是增强民主法制意识,深化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认识,真正使民主集中制建立在自下而上、逐级实行充分民主的基础上,坚决、彻底地惩治那些为图私利而置《宪法》于不顾的腐败官吏,以保证人民法定权利的自由、充分行使,使人大制度的民主慨念得到充分的贯彻与落实。

九.执政党政治观念必须改革之建言。政治思维的根本转变是党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只有执政党的所有组织正确对待立国法典,才能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人心。要做到根本认识的到位,首先是要把人大当做自己的隶属机关,把党对人大工作的干预和包揽,把选举视为任用和提拔干部所需的例行手续等陈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在法制的范围内处理党与人大的切实关系。其次是人大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真正自觉接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废除视人大为“虚拟权力”的错误认识。其三是各级人大代表和广大人民要自觉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依法维护人大的权威,珍视和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总之,在对人大地位的认识上,改善党对人大的领导是完善人大制度关键之所在。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在于改善党对人大的领导,在当前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加强和改善党对人大领导的基本精神应以《宪法》为框架,在法律范围内构建党与人大的切实关系,并使之法律化、制度化。以党的正确的执政理念来实现党的领导,首先是党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不是以党的决策权、监督权等原则取代或限制人大上述权力的行使。其次,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各级党组织只有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才能真正体现其对人大权力的尊重和对人大工作的支持。实现党与人大关系的转型,其根本应是依据《宪法》的精神规范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使传统的“以党为领导的权力中心”的党政关系模式逐步转向“以党为领导、以人大为权力中心”的关系模式。否则,如果简单地强调从政治上实现党的领导,甚至为此将党的权力称为不受其他权力约束的“绝对指挥权”,便会使驾凌于人大之上的这种意识影响人民民主的依法开展,并可能会使党重新陷入以党代政所带来的重重矛盾,从而不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人民政府依法治国的伟大目标。

十. 匡扶宪政、维护权力之感言。《宪法/序言》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一章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或有权修改的《宪法》,其性质是国家的立法机构,立法者自然就是国家致高无上的权力者。可是,在具体实践中,“权力者”往往被人民所误读。纵观全国基层选举,由人大产生“一府两院”却始终被人民误解为国家的权力机构,以至于只知道有政府不知道有人大的这种惰性,更有甚者,中国相当一部份百姓还认为“人大代表是政府选出来”的这种笑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一句俗语。社会的和谐不应该只知道GPT的增长,它更应该让所有民众懂得立宪的主张和宗旨,《宪法》大纲是立国之本,民众意识是兴国之根。我们不应该忌讳人民对政权的批评,而应以博大的胸襟去接纳一切于国有利的建言。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与否,主要取决于民众的国家意识。只有使普通民众接受规矩,国家的法治建设就会迎刃而开。匡扶宪政的基本出发点首先应该正确看待选举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选举制度基础性工作是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必由之路。要切实做到有利于人民和人民代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必须使民主权利的真实性、自主性充分得到行使和落实。近年来关于如何完善选举制度已有许许多多的辩论,就此结合选举实际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一些原则性意愿。一是要增强选举过程中的透明度,真实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使候选人的提名、确定及投票等各个环节都建立在民意充分表达的真实基础上,各方提出的候选人都有真正平等的选举资格。二是杜绝“差额”选举的形式主义,实行选民分配不因某种意愿的纵容而偏差。三是在完善差额选举基础上的真实竞选性。四是在不影响选举的公平、公开、公正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候选人资格的基本条件,突出参政议政能力的基本素养。五是依法落实选民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作用,增强有关操作程序的实际性。万丈高楼平地起,基层选举虽然碍不到高层的产生,但是这犹如建筑的基础,地基不牢,耸立于天的大厦能稳吗?总之,只有使选举制度的各个主要环节真正得到落实,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才能保证由地球上最多人口产生出来的《宪法》不是一本“废书”。


(转载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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